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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家萬億級農商行PK:重慶農商行 VS 廣州農商行

本篇報告聚焦兩大萬億級農商行,即重慶農商行與廣州農商行。

一、行業地位及分析價值

(一)在農商行系統中地位較高、代表性較強

1、重慶農商行與廣州農商行均為萬億級農商行

截止2019年底重慶農商行與廣州農商行的總資產規模分別達到1.03萬億和0.90萬億(合計1.93萬億),以總資產計分列農商行體系第一和第四位(視上海農商行的情況、也有可能是第三位)。若以核心一級資本凈額計,則分別位列中國商業銀行第20位與第27位。

其它前五大農商行中,北京農商行的總資產為9325.65億元(2019年9月)、上海農商行的總資產為8735億元(2019年6月),成都農商行的總資產預計在6000-7000億元之間(未公布)。

2、兩家農商行均已在港股上市,且重慶農商行2020年亦實現在A股上市

重慶農商行與廣州農商行也是前五大農商行中唯一上市的兩家農商行。其中,廣州農商行于2017年6月在港股上市,重慶農商行則分別于2015年1月與2020年1月在港股與A股上市。

不過自2018年7月開始,廣州農商行便開啟回歸A股之路,2019年3月20日廣州農商行的A股上市申請被證監會正式受理。

3、重慶農商行擁有理財子公司、消費金融、金融租賃牌照

目前重慶農商行已經擁有理財子公司、消費金融公司與金融租賃公司三類牌照。其中2014年7月渝農商行金融租賃獲批籌建,2020年1月10日重慶小米消費金融獲批籌建(小米通訊技術和重慶農商行分別持有50%和30%),2020年2月渝農商行理財獲批。

廣州農商行目前僅擁有珠江金融租賃(100%持股、2014年12月獲批),不過2018年12月廣州農商行發布公告稱擬發起設立理財子公司和金融資產投資公司,其中理財子公司的持股比例不低于51%(引入戰略投資者),金融資產投資公司擬命名為珠江金融資產投資公司(注冊資本為100億元)且持股比例不低于35%。此外廣州農商行還分別控股潮州農商行(57.72%)、株洲珠江農商行(51%)、南雄農商行(51%)等三家農商行。

(二)兩個分析價值

重慶農商行與廣州農商行所具有的分析價值大致有兩個:

1、重慶農商行與廣州農商行在農商行系統中的代表性較強,且均已經實現上市,信息相對透明,因此分析兩家農商行有助于窺視農商行系統的經營情況。

2、農商行的跨區域經營較城商行更為受限,因此其經營范圍較窄、區域性特征較為明顯,且考慮到重慶與廣州在地域上的代表性較強(前者經濟的計劃性更強、后者經濟的市場化更重),使得地區經濟的特征會在兩家農商行的財務數據上有諸多體現(尤其是資產質量)。

我們甚至可以給出這樣的結論,如果地區經濟出現惡化,那么對應的地方性金融機構(包括城商行與農商行)的資產質量一般也不會好到哪里去。當然由于農商行系統的歷史包袱一般較重,那么規模位居前列的重慶農商行與廣州農商行在資產質量方面理應有更多期待。

二、2019年整體經營情況一覽

(一)關注農商行的兩個特征

和一般銀行相比,農商行系統一般有自己的個性特征,即機構網點較為密集、員工數量較多以及零售業務基礎較好,重慶農商行與廣州農商行也不會例外。

1、機構網點與員工數量較多

由于農商行是由農信社、農合行改制而來,因此通常情況下農商行的機構布局較為廣泛使得其員工數量較多,特別是相較于同等規模的城商行而言。如截止2019年底,重慶農商行與廣州農商行的員工數量分別達到15371人與12668人。

不過相較而言,重慶農商行近年的員工數量正在縮減,例如2016年重慶農商的員工數量高達16245人(當時的總資產規模為8027億元),近三年在規模不斷上升的情況下其員工數量卻逆勢縮減874人。

當然即便如此,重慶農商行和廣州農商行規模相近的情況下,前者的員工數仍然遠高于后者,從這個角度看重慶農商行的員工數量下降趨勢預計仍將持續。

2、零售業務基礎較好

由于機構網點布局較為廣泛,客戶下沉力度較大,使得農商行系統的客戶多源于鄉鎮等低層級,廣泛的客戶來源使得農商行系統的客戶數要遠遠高于城商行體系,也使得其零售業務基礎較好。

以2019年的數據為例,重慶農商行與廣州農商行的零售貸款占全部貸款的比例分別高達38.97%和26.93%,零售存款占全部存款的比例分別高達75.97%和48.15%,零售存貸比僅分別為31.71%和39.36%,零售存貸利差更是分別高達4.29%和4%,零售條線貢獻營業收入的比例也分別達到37.27%和29.36%。

(二)理財業務也還可以

較好的零售業務基礎使得其客戶來源較為豐富,并為理財業務特別是零售理財業務的發展提供了基本保障。

2019年底,重慶農商行與廣州農商行的理財產品余額分別達到1344.32億元和926.31億元,非保本理財產品余額則分別達到1321.52億元和793.60億元(同比分別達到20.10%和2.23%)。從這個角度來看,后續廣州農商行的理財子公司獲批的可能性也非常大。

(三)重慶農商行更注重表內外同步發展,廣州農商行更注重表內

如果以總資產和非保本理財規模分別代替表內外,則從數據上可以看出2019年重慶農商行更加注重表內外的同步發展,而廣州農商行則將主要精力聚集在了表內。

近年來重慶農商行的表內規模增速較為緩慢,但其表外非保本理財業務的增長卻較為迅速。例如,2019年重慶農商行的總資產與非保本理財增速分別為8.37%和20.10%,其2019年貸款、投資類資產、零售貸款的同比增速分別達到14.37%、20.80%與21.75%。

相較而言,廣州農商行則主要將精力集中于表內。例如2019年,廣州農商行的總資產、貸款、存款、零售貸款與零售存款同比增速分別達到17.14%、26.87%、21.37%、15.10%與32.02%,而其非保本理財規模同比僅增長2.23%。

目前重慶農商行與廣州農商行的非保本理財規模占其表內總資產的比例分別為12.83%和8.88%,而從整個行業來看,表外(非保本理財)與表內(總資產)的比例維持在10%左右是較為合理的,也即表內萬億規模的銀行至少要擁有1000億元左右的非保本理財規模。

(四)重慶農商行凈利差收窄、廣州農商行凈利差擴大的原因何在?

1、2019年,重慶農商行的凈息差與凈利差分別由2.45%和2.40%收窄29個BP和7個BP至2.16%和2.33%,而廣州農商行的凈息差與凈利差則分別由2.12%和2.28%擴大49個BP和38個BP至2.61%和2.66%。且重慶農商行的利差空間是趨勢收窄,而廣州農商行的利差空間在2017年達到底部后開始明顯反彈。

2、2019年重慶農商行計息負債的平均利率上升1個BP至2.31%,廣州農商行計息負債的平均利率下降7個BP至2.36%。但這并不是兩家銀行凈利差趨勢呈現背離的決定因素,真正的原因在于資產端。例如

2019年重慶農商行生息資產的平均利率大幅下降23個BP至4.47%,而廣州農商行生息資產的平均利率則大幅上升31個BP至5.02%,這樣在資產端收益率一下一上所形成的剪刀差便是兩家銀行利差趨勢出現背離的原因。

3、進一步思考,哪一類資產成為生息資產的主要推動力量?2019年,重慶農商行與廣州農商行的投資類資產規模分別為3773.53億元和2376.74億元,同比分別增長20.80%和4.31%,占總資產的比例則分別為36.63%和26.58%。

而廣州農商行貸款收益率與投資類資產的收益率分別由5.86%和4.28%上升9個BP和51個BP至4.79%,重慶農商行的貸款收益率則由5.38%擴大7個BP至5.45%、投資類資產的收益率則由4.73%大幅收窄39個BP至4.35%。

因此可以認為,重慶農商行與廣州農商行2019年凈利差在方向上出現明顯背離的原因應該是投資類資產,具體來看2019年重慶農商行增配了收益率大幅下行的投資類資產(投資類資產同比增長20.80%),導致其整體生息資產收益率大幅下行。而廣州農商行投資類資產收益率的上升應該是通過將投資類資產中的債券資產配置轉向非標(投資類資產增幅僅為4.31%、意味著應該是結構方面有所調整)或信用下沉來達到的,顯然這種提高資產收益率的方式并不值得欣喜。

三、兩個方面的問題應引起警覺

(一)零售基礎較好的農商行系統也面臨顯著上升的存款成本壓力

雖然整體市場利率在下行,但零售基礎較好的農商行也面臨存款成本大幅上升的壓力,當然這是整個行業所面臨的困境。2019年重慶農商行與廣州農商行的存款平均利率分別上升28個BP與21個BP,企業定期存款的平均利率更是分別大幅上升53個BP和39個BP,而零售定期存款的平均利率也分別上升29個BP和33個BP。

(二)資產質量有所隱憂,應給予特別關注

1、重慶農商行:關注貸款率和房地產業不良貸款率大幅上升

雖然整體上看2019年重慶農商行的資產質量有所改善(如不良貸款率和逾期貸款率分別由2018年的1.29%和1.45%降至1.25%和1.16%),但是其關注貸款率卻較2018年大幅上升0.39個百分點至2.32%,同時2019年重慶農商行的房地產業貸款不良率也從2018年的0.71%大幅升至8.62%的高位水平,房地產業的不良貸款規模更從0.0217億元飆升至80.329億元。

這也揭示了重慶農商行在發布2019年三季報時并未披露資產質量數據的背后原因,據悉2019年重慶農商行的一些貸款客戶出現問題后,并沒有被認定為不良(如隆鑫控股、力帆摩托)。

截止2019年底,重慶農商行的授信類重大關聯交易規模達到190.42億元,其中隆鑫控股及其關聯企業、重慶渝富控股集團、重慶銀行、重慶市城市建設投資集團及其關聯企業的授信余額分別達到64.9303億元、35億元、30.3064億元、28.3825億元和24.4758億元。其中,隆鑫控股持有重慶農商行的股權(還持有隆鑫通用、豐華股份、渝商投資集團、瀚華金控等四家上市公司)也由2019年上半年的5.70%降至2019年底的5.02%。2019年10月20日晚,隆鑫通用、豐華股份同時發布公告稱其控股股東隆鑫控股因未能到期支付與中信證券股票質押業務產生的15億元本息而被法院凍結股份。

2、廣州農商行:交通運輸倉儲郵政業、制造業等行業不良率大幅上升

和重慶農商行不同的是,2019年以來廣州農商行的資產質量惡化趨勢顯得較為明顯,不良貸款率由1.27%上升至1.73%、逾期貸款率由2.24%上升至2.96%,關注貸款率則由2.58%大幅上升至3.11%。

具體來看,廣州農商行的資產質量惡化主要體現在制造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交通運輸倉儲郵政業、第一產業等四大領域。其中,

(1)制造業貸款不良率由2018年的0.84%大幅升至3.63%(不良貸款金額由2.49億元升至13億元);

(2)交通運輸、倉儲郵政業貸款不良率則由0.77%飆升至6.97%(不良貸款金額由1.02億元升至8.10億元);

(3)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的貸款不良率則由2018年的1.97%大幅升至3.18%,不良貸款規模從9.63億元升至19.88億元;

(4)農、林、牧、漁業的不良貸款率則由1.17%飆升至10.89%,不良貸款規模由1.02億元大幅升至10.15億元。

除以上公司貸款外,一般零售貸款與票據貼現資產質量較高的行業特征在廣州農商行身上并沒有體現,除個人按揭貸款外,廣州農商行其余類別的零售貸款資產質量均不理想。例如,2019年廣州農商行的個人經營貸款、個人消費貸款與信用卡貸款不良率分別為2.09%、1.75%和2.83%。特別是2019年廣州農商行票據貼現的不良率也高達2.57%(2018年甚至高達10.11%),雖然較2018年均有所下降,但絕對數值上卻遠高于同業平均水平。

四、如何理解兩家農商行2019年的資產質量變化情況?

(一)重慶農商行:與地方經濟有密切關系

在經濟下行壓力不斷加大的背景下,重慶地區先前債務推動下的經濟增長模式顯得難以為繼,在市場出現動蕩、金融環境收緊以及經濟壓力逐步釋放的背景下,一些民營企業等出現流動性困境應該是早晚的事,這在重慶農商行的財報上應該是有所體現的,其背后股東困境的出現、房地產業不良貸款率以及關注貸款率的大幅攀升也應該能夠給出一些警示。當然鑒于重慶農商行在農商行系統中的地位較高、重慶擁有兩家解決不良資產的地方AMC以及重慶農商行在政策層面被寄予厚望等因素,其所面臨的問題可能不會真正成為問題。

(二)廣州農商行:可能與化解地方農信社的歷史包袱有關

對于廣州農商行所出現的資產質量問題,我想應該和其控股的三家農商行有撇不清的關系。廣州農商行始于之前的廣州農村信用合作聯社,2017年底廣東省省長馬興瑞召開全省加快組建農商銀行工作動員大會,通過引進廣州農商行作為戰略投資者,來改制各家農信社,以幫助其化解歷史包袱,這意味著廣東省政府借助于廣州農商行來實現地方農信社改制的初衷很可能也是前者資產質量有所惡化的最大原因(這不得不讓我們想起之前的海南發展銀行也是因為承接地方金融機構的不良資產而出現危機)。

截止目前,廣州農商行已分別控股潮州農商行(57.72%)、株洲珠江農商行(51%)、南雄農商行(51%)等三家農商行,這種模式無疑在幫助廣州農商行進一步做大的同時,也在增加廣州農商行的資產質量壓力,而廣州農商行致力于成立金融資產投資公司的目的可能也與此有密切關系。鑒于這種情況,未來廣州農商行成立金融資產投資公司的設想未必不會成真。

不過當前在回歸A股的過程中,廣州農商行面臨的壓力并不小,特別是2019年8月廣州農商行原董事長王繼康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被紀律調查這一事件應該影響不小,而其2019年資產質量顯著惡化除與化解地方農信社的歷史包袱有關外,我想應該也與此事件有脫不開的關系。